主曆1549年，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・沙勿略抵達日本，福音很快在九州一帶傳開。1582年，4位日本少年使節遠赴歐洲，並於1585年受到教宗接見，成為日本與歐洲信仰與文化交流的見證。然而，信仰的發展很快迎來迫害。
日本天主教信仰的傳入與隱匿
1596年10月，發生西班牙船艦「聖菲利浦號」漂流至土佐國(高知縣)，當時船上的船長將傳教士說成西班牙用來征服國家的手段，令豐臣秀吉再度於同年12月8日頒布禁教令。1597年，長崎西坂山坡上，由京都壓送來的26位基督徒被釘上十字架，其中包括年僅12歲的兒童。他們至死仍堅守信仰，臨死之前持續向圍觀群眾宣揚自己的信仰，後於1862年被教宗碧岳九世冊封為聖人。
1614年，德川幕府頒布禁教令，驅逐傳教士、關閉教堂，並以「踏繪」等方式逼迫信徒放棄信仰。許多基督徒因此轉入地下，成為「隱匿基督徒」。2百多年來，在沒有神父、教堂和公開禮儀的情況下，他們靠著記憶、口傳與家庭祈禱，默默守護信仰。
1958年，日本在各國壓力下結束鎖國，開放部分通商。5年後，法國教會於長崎建立大浦天主堂，定位為紀念26位殉道者及給外國人祈禱的教堂，當時認為基督徒已經「滅絕」。
1865年3月17日，長崎浦上的幾十名居民來訪大浦天主堂，這些人根據教堂中有聖母瑪利亞態像，以及神父獨身，確認了這裡確實是天主教教堂；在神父祈禱的時候，其中一位婦女上前輕聲問道：「聖母瑪利亞的態像在哪裡？」她們並進一步表示，在我們心裡也與你一樣是信靠天主的人，也敬愛聖母。這次相遇被稱為為「信仰發現」，是日本天主教歷史上極具象徵意義的一刻。信仰在黑暗中被完整保存，天主並未沉默，祂只是在等待，直到這些基督徒走出黑暗進入教堂，見證信仰仍舊頑強的活著。2018年，長崎與天草地區的隱匿基督徒相關遺產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，這段漫長而艱辛的信仰歷史，也因此被世界看見。
雲仙地獄谷
日本長崎縣雲仙地獄的山丘上，豎立著基督徒殉教紀念十字架，紀念1627年至1631年間，因拒絕棄教而遭受酷刑的33名天主教徒。德川政權將不肯背棄信仰的教徒押至雲仙，以高溫的硫磺溫泉淋灑虐待，甚至推入冒著高溫氣泡的「地獄池」。遠藤周作的小說《沉默》中，也曾提及這段慘烈的歷史。雲仙地獄入口煙霧瀰漫、硫磺氣味撲鼻、溫泉水沸騰聲的景象，在數百年前，這裡曾成為考驗信仰、甚至奪走生命的地方，對當時對待及處理「異己」的方式感到害怕。如果是我，在面對信仰與生命的抉擇時，我會怎麼選擇？
26位殉道者博物館與紀念碑
26位殉道者紀念牆下：「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。」（瑪16：24）
26聖人紀念館矗立在長崎西坂山坡上，沒有高聳的尖塔，也沒有華麗的建築，灰冷的建築與簡潔方正的線條，褪去了所有的裝飾，只留下沉靜而厚重的氣息。走進紀念館，原本只是對殉道歷史的好奇，慢慢變成一種說不出的沉重。在戰亂的時代，相信天主，按照祂的教誨生活，甚至為天主和人獻出生命的人被稱為殉道者。是活在神面前的人類一心一意、尊貴、善良的人。沒有想像中的激昂，反而多了一份安靜與敬畏。在此傾聽天主與殉道者，安靜地度過祈禱的時光。
出津多羅神父紀念館
馬可．馬力．多羅神父，1879年赴任出津地區的主任司鐸。為了貧窮的人們，投入自己的財產，教授生活智慧及新技術。多羅神父紀念館（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）的前身，是神父在1885時建的沙丁魚網工廠。現已改建為珍藏其生前遺物——收藏有神父愛用的有關的物品與相關文獻的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產。外海的出津聚落，是潛伏基督徒的四大聚落之一，出津教會教堂於俯視村落的高台上落成，象徵他們的「潛伏」也隨之告終。紀念館海邊，面對遠藤周作筆下《沉默》的海洋，沉默之碑：「儘管人性是如此可悲，主啊，海洋卻是如此蔚藍。」眼前遼闊的海洋承載著歷史，彷彿也讓人重新凝視日本殉道者那段悲壯的信仰歷程。
這段歷史也讓我思考：當普世教會走進不同文化，我們如何與當地文化真正產生連結？我們所信仰的，究竟是耶穌基督本身，還是也混雜了西方文化的形式？也許，福傳不只是把我們熟悉的方式帶到另一個地方，而是學習謙卑地走進另一個文化。真正需要放下的，或許不是別人的文化，而是自己的驕傲。